王蒙蝴蝶（王蒙蝴蝶的主题内涵）

王蒙《蝴蝶》的写法是什么？

中西结合，利用心理结构写法：蝴蝶是王蒙新时期之初创作的在思想内涵和艺术手法两方面均获得成功的优秀之作.它借鉴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写法,运用心理结构方式构置情节,塑造了伴随着共和国兴衰沉浮的老干部张思远的形象,艺术地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再现出来。

王蒙的“蝴蝶”小说的主要意思

《蝴蝶》是王蒙的一篇充满反思力量的佳作。小说的主人公张思远，是一个带着自审自责意识反思灵魂异化的独特的艺术形象，是一个真诚的少见的反思主体。

张思远原是八路军的指导员，进城以后，由军管会副主任一直到市委书记，职位一天比一天高，生活一天比一天舒适，头脑中的阶级斗争的弦也一无比一天绷得紧，而与人民的距离却一天比一大远，这是一个由人民的公仆异化成了人民的老爷的过程。

一切使他有恍若梦中之感，自己到底是低头认罪面目可惜的走资派，还是气宇轩昂、神采飞扬、大权在握的张思远，也使他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是一场噩梦，一场差错，是一次恶狠狠的玩笑。”

当他走出监狱的大门，是一只孤独寂寞的蝴蝶，他不再是什么了也什么也没有了。在那个遥远的小山村中，他是背着粪筐走在崎岖山路上的老张头，是爱吃老乡家那缸民国十八年老汤腌的老咸菜的老张头。

在劳动中，他发现自己真实的存在，发现躯体中奔突的生命力，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他与乡亲们亲如一家，是名副其实的老张头。恢复工作以后，重进市委大院，不断升迁，一阔脸就变，他又拉长声音说话了，当时，他的脸红了。

他发现自己变了，于是，他要找回他失去的东西，找回他的魂。“他是‘老张头’，却突然变成张部长吗，他是张部长，却突然变成‘老张头’？”人生沧海桑田，官场升降沉浮，这一切使人想起那个古老的传说，“庄生梦蝶”。

扩展资料：

王蒙作品特色

王蒙的作品一直贯穿着理想主义的主题，理想主义精神特色在王蒙的作品里体现得最为鲜明突出，他在创作中对理想的反思和执着也在同代人中最具典型。

曾经是“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在屡经劫难之后，依然没有抛弃早年的理想主义精神，平反复出的遭际反而让他更加坚定对历史理想主义的认同，王蒙相信，不管实现理想的道路有多么曲折，但前途总是光明的。

也正因为这样，王蒙在对他心中的理想主义精神讴歌的同时，也冷峻的指出了实现理想的艰难性与反复性。正如王蒙在小说《蝴蝶》中的主人公张思远，他一直渴望实现自己的理想生活，却不得不在文革的夹缝中小心翼翼的处理着各种问题。

从省委高官到被打倒的反革命，再下放到农村改造，看上去张思远似乎离他的理想越来越远，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那样的努力却依然触碰不到他的理想，但是最后，文革结束，他不仅平了反，还升了职，重新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与尊敬。

张思远远在天边的理想又再次回到指尖。小说中的张思远多少有些王蒙自己的影子，也影射了王蒙在实现理想主义精神的时候所经历的曲折与反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蒙

王蒙的《蝴蝶》的政治叙事主题是?

八十年代，是王蒙经过边陲“放逐”后归来“放歌”的年代，他以“急先锋”的姿态向“新时期”中国文坛投出了一颗颗“集束炸弹”，其中，《蝴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篇。中篇小说《蝴蝶》发表于《十月》1980年第4期，从时间上来看，正值“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滥觞时期，在“人道主义”的感召下，这一文学形态所反映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广泛共鸣，与其说引起人们心中涟漪的是那些关于革命的集体记忆，不如说是“新时期”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因为建立“新时期”意识形态所涉及的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如何把“革命中国”从“民族—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中”剥离出来，进而让人们感受到“新社会”、“新阶段”的来临，此时，这些文学文本“生逢其时”，为这一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了历史契机。然而，就像詹姆逊所说的那样：“置身于意识形态中的个人主体往往意识不到意识形态的强制性，他们相信自己是自立的主体，从而把那些想象性的再现关系当作理应如此的真实关系。”⑴所以，当何荆夫（《人啊，人》）在等待光明的未来时，却一步一步滑入“庄之蝶（《废都》）”式的深渊，因为这些从高压的政治权力解放出来的个体在意识形态的“规训”下无法把自己的生命落到实处，即使像章炳麟（《绿化树》）、许灵均（《灵与肉》）们把生命落到了实处（大地和人民），那么这里的“人民和大地”也不过是再造的想象之物，因为这些作品中的“人民”大都是“启蒙者”和“救世主”，又不免走入了“民粹主义”的境地，比起“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创作只不过是多了一些悲悯的色彩，而且也从另一维度上参与了“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的建构。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充满了太多的鲜血和泪水，感情炽热而悲怆，但往往只满足于倾诉和指控，理性的叙述几乎被放逐，这种创作症候对革命历史的透视和反思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产生革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根源也没有被深入地剖析，故而历史叙述的艺术魅力为此削弱了不少。今天，面对当下现实的需要，当我们从纸海钩沉中打开那座早已尘封的历史之门去寻找革命的遗产时，却发现“现实”的面目越来越模糊，这正是“叙事”的魅力所在，王蒙的《蝴蝶》尤为明显。 “革命话语”可以被视为八十年代初期文学创作的某种“奠基性话语(foundational discourse)”，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的有意“撮合”。“新时期”以降，作为“重灾区”的文学领域如何表达自身以及如何取得合法性的存在成为摆在众文学工作者面前的首要问题，为了不至于重蹈覆辙，政治的“矛头”指向只能成为作家们的参照。随着国内政治话语的转换，文学创作有了新的标准：“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力；”⑵“帮助人民对过去的惨痛经历加深认识，愈合伤痕，吸取经验，使这类悲剧不致重演。”⑶国家高层领导人和文艺工作领导者的讲话开启了八十年代文学创作的序幕，“国家”、“人民”成为文学创作的核心词汇，一时间，反映这一预设主题的文学作品喷涌而出，甚是壮观，蔚为思潮，《墓场与鲜花》、《布礼》、《绿化树》、《蝴蝶》、《人啊，人》等作品基本可归入这一思潮的名下，这些作品都是以对革命历史的叙述而阐释以上概念的，其中展现出的“革命话语”始终维持在揭露和控诉层面，这一对革命表面化的叙述不仅没有打开革命历史的“原点”，也模糊了本应清晰的八十年代现实。

由此可见，怎样在恰当的范围内“演绎”这些概念主题自然成为八十年代文学取得认同的方式，因为它不但承担了过多的集体记忆，而且以倾诉的方式弥合了人们的“伤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代人民立言”，其只不过是先前“政治图解”式的翻版。正如伊格尔顿评价美学时说的那样：“美学既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类主体的秘密原型，同时又是人类能力的幻象，作为人类的根本目的，这种幻想是所有支配性思想或工具主义思想的死敌，”⑷文学也正如此。沿着这一思路去重读这一时期的某些文学作品，我们便会发现王蒙的《蝴蝶》与当时创作的主流话语稍有不合，并发出了个人思考的细雨与呼喊。

王蒙 的《蝴蝶》的原文是什么？

王蒙 《蝴蝶》原文

北京牌越野汽车在乡村的公路上飞驰。一颠一晃，摇来摆去，车篷里又闷热，真让人昏昏欲睡。发动机的嗡嗡声时而低沉，时而高亢，像一阵阵经久不息的、连绵不断的呻吟。这是痛苦的、含泪的呻吟吗？这是幸福的、满足的呻吟吗？人高兴了，也会呻吟起来的。就像1956年，他带着快满四岁的冬冬去冷食店吃大冰砖，当冬冬咬了一口芳香、甜美、丰腴、而又冰凉爽人的冰砖以后，不是曾经快乐地呻吟过吗？他的那个样子甚至于使爸爸想起了第一次捉到一只老鼠的小猫儿。捉到老鼠的小猫儿，不也是这样自得地呜呜叫吗？

汽车开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头抛在了后边。眼前闪过村庄、房屋、自动列成一队向他们鼓掌欢呼的穿得五颜六色的女孩子，顽皮的、敌意的、眯着一只眼睛向小车投掷石块的男孩子，喜悦地和漠然地看着他们的农民，比院墙高耸起许多的草堆，还有树木、田野、池塘、道路、丘陵地和洼地，堆满了用泥巴齐齐整整地封起了顶子的麦草的场院，以及牲畜、胶轮马车、手扶拖拉机和它所牵引的斗子……光滑的柏油路面和夏天的时候被山洪冲坏了的裸露的、受了伤的砂石路面，以至路面上的尘土和由于驭手偷懒、没有挂好粪兜而漏落下的马粪蛋，全都照直向着他和他的北京牌扑来，越靠近越快，刷的一下，从他身下蹿到了他和车的身后。指示盘上说明越野小车的时速已经超过了60公里。车轮的滚动发出了愤怒而又威严的、矜持而又满不在乎的轰轰声。车轮轧在地面上的时候，还有一种敏捷的、轻飘飘的沙沙声，这种沙沙声则是属于青春的，属于在冰场上滑冰，在太液池上划船，在清晨跑步的青年人的。他仍然在坚持长跑，穿一身海蓝色的腈纶秋衣秋裤。该死的汽车，为什么要把他和地面，和那么富有，那么公平，那么纯洁而又那么抵抗不住任何些微的污染的新鲜空气隔离开来呢？然而坐在汽车上是舒服的。汽车可以节约许多宝贵的时间。在北京，人们认为坐在后排才是尊贵的，驾驶员身旁的那个单人的座位则是留给秘书、警卫人员或者翻译坐的，他们时时需要推开车门，跳下去和对方的一位秘书、对方的警卫人员或者对方的翻译联系，而作为首长的他，则呆呆地坐在车后不动。甚至当一切都联系好了的时候，当他的秘书或者别的什么人打开后车门探进头来，俯着身向他报告的时候，他也是懒洋洋的，没有表情的，疲倦的和似乎是丝毫不感兴趣的，有时他接连打两个哈欠。许多时候他要等秘书说了两遍或者三遍以后才微微地点点头或摇摇头，“嗯”一声或者“哼”一声。这样才更像首长。倒不是装模作样，而是他实在太忙。只有行车的时候他才能得到片刻的解脱，才能返身想一想他自己。同时也还有这样的习惯：所有的小事情他都无须过问，无须操心，无须动手甚至无须动口。

那是什么？忽然，他的本来已经粘上的眼皮睁开了。在他的眼下出现了一朵颤抖的小白花，生长在一块残破的路面中间。这是什么花呢？竟然在初冬开放，在千碾万轧的柏油路的疤痕上生长？抑或这只是他的幻觉？因为等到他力图再捕捉一下这初冬的白花的时候，白花已经落到了他乘坐的这辆小汽车的轮子下面了。他似乎看见了白花被碾压得粉碎。他感到了那被碾压的痛楚。他听到了那被碾压的一刹那的白花的叹息。啊？海云，你不就是这样被压碎的吗？你那因为爱，因为恨，因为幸福和因为失望常常颤抖的，始终像儿童一样纯真的、纤小的身躯呀！而我仍然坐在车上呢。

他稳稳地坐在车上，按照山村的习惯，他被安排坐在与驾驶员一排的单独座位上。现在他在哪里都坐最尊贵的座位了。却总不像十多年以前，那样安稳。离开山村的时候，秋文和乡亲们围着汽车送他。“老张头，下回还来！”拴福大哥捋着胡须，笑眯眯地说。大嫂呢，抹着眼泪，用手遮在眼眉上，那样深情地看着他。其实，并没有刺目的阳光，她只是用那手势表示着她的目光的专注。秋文的饱经沧桑，仿佛洞察一切的悲天悯人的神情上出现了一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期待和远眺的表情，他们的分别是沉重的。他们的分别是轻松的。这样，如秋文说的，他们可以更勇敢地走在各自的路上。路啊，各式各样的路！那个坐在吉姆牌轿车，穿过街灯明亮、两旁都是高楼大厦的市中心的大街的张思远副部长，和那个背着一篓子羊粪，屈背弓腰，咬着牙行走在山间的崎岖小路上的“老张头”，是一个人吗？他是“老张头”，却突然变成了张副部长吗？他是张副部长，却突然变成了“老张头”吗？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抑或他既不是张副部长也不是老张头，而只是他张思远自己？除去了张副部长和老张头，张思远三个字又余下了多少东西呢？副部长和老张头，这是意义重大的吗？决定一切的吗？这是无聊的吗？不值得多想的吗？秋文说：“好好地做官去吧，我们拥护你这样的官，我们需要你这样的官，我们期待着你这样的官……心上要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她缓缓地、微笑着说，她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悲凉，她说得那样平稳，那样从容，那样温存又那样有力量。一刹那间，她好像成了张思远的大姐姐，她好像在安慰一个没有放起自己制作的风筝因而哭哭啼啼的小弟弟，其实，她比老张要小好几岁呢！其实，老张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快60的人了，在他那个圈子里却还算作“年轻有为”。古老的中国，悠久的中华！这些年，青年人的年龄上限正像转氨酶实验阳性反应的上限一样，大大地放宽了。过去，转氨酶120就可以确诊肝炎，现在呢，转氨酶200还不给开病假条呢！

离开山村，他好像丢了魂儿。他把老张头丢在了那个山乡。他把秋文，广义地说，把冬冬也丢在了那边。把石片搭的房子，把五股粪叉，把背篓和大锄，草帽和煤油灯，旱烟袋和榆叶山芋小米饭……全都丢下了。秋文和冬冬，这是照耀他这个年轻的老年人的光。秋文便是照耀他的无限好的夕阳，他把夕阳留在了长满核桃树的云霞山那边。夕阳对他招着手，远去了。一步一远啊。这是文姬归汉时所唱的歌词。而有了北京牌越野汽车，车轮的旋转使变远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冬冬呢？冬冬什么时候才能理解他呢？冬冬什么时候才能来到他的身边呢？为了冬冬的母亲——海云，那棵颤抖的、被碾碎了的小白花，这一切报应都是应当的。然而他挂牵着冬冬，冬冬还只是一颗在地平线上闪烁，远远还没有升起来的小星星。这颗星星总会照耀他的。他完全知道，所有的老年人对于下一代的过分的关心，过分周到的安排，给下一代提供的过分优越的条件和为了防范下一代而划地为牢的一切努力不仅注定是徒劳的，而且往往是有害的。然而他仍然默默地祝福着冬冬，这个连他的姓都不肯姓的他的唯一的儿子。他为冬冬的思想的偏激而忐忑不安，虽然他知道要求青年人毫不偏激无异于要求青年不要是青年，何况这一代青年成长在颠倒和错乱的年代，他们受了太多的骗，他们有太多的怀疑和愤怒。但是，冬冬是太过分了。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了解历史，能够了解现实，能够了解中国，能够了解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希望他的儿子不要走上歧路。他希望儿子的可以原谅一部分的偏激不致于向害己害人害国的破坏性方面发展。

1、【简介】：《蝴蝶》是王蒙的一篇充满反思力量的佳作。小说的主人公张思远，是一个带着自审自责意识反思灵魂异化的独特的艺术形象，是一个真诚的少见的反思主体。

2、【作者简介】：王蒙是当代中国创作力最旺盛、影响力最大的作家，本书则是他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作品精选集。

王蒙作品的最大特点，是创作主体并不穷尽于任何一部或一个阶段或一种文体的作品中，作家王蒙的整体形象犹如百变蝴蝶，是不断被创造出来的、丰富复杂、难以定型的存在。因此，本书的编辑方式最能反映王蒙五十年来的创作实绩。

本书精心汇集王蒙各体文学创作凡九十九篇，八十余万宇，分小说、散文随笔、怀人小品、国外游记、学术杂俎、作家论、文学与文化综论以及诗歌，共八辑。编者根据自己的长期探索，同时吸取了学术界近三十年来王蒙研究的成果，在每一辑之前都撰写了认真负责的导读，因此本书不仅给读者提供了系统而精深地读解王蒙的机会，也具有相当的学术参考价值，值得爱好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广大读者收藏。

王蒙的蝴蝶到底反思了什么？

王蒙的蝴蝶到底反思了什么？

如果说《绿化树》的“反思”是“思想性”的，那么，《蝴蝶》则可谓是“哲学性”的。

1.1

王蒙

王蒙是“现代派”的风筝。王蒙是停留在五十年代的古典。是幽默。是象征。是荒诞。是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是乡愿。是尖酸刻薄。是引进西方的艺术手法食洋不化。是党官。是北京作家群的“哥们儿”。是新潮的保护人。是老奸巨猾。是智者。是意识流。是反官僚主义的先锋。是一阔脸就变。是儒。是庄。是魔术师。是非理性。是源于生活。是“三无”（无人物、无情节、无主题）……

这一段夫子自道，内容令人眼花缭乱。不过也不奇怪。“蝴蝶”这个撷之于“庄生梦蝶”的意象，本身就是亦实亦虚、亦真亦幻的“迷离”之喻。既然王蒙对蝴蝶之象、迷离之风颇为钟意，那就难怪他偏爱蝴蝶或《蝴蝶》，援以自况并且大为“得意”。然而，有意思的是，王蒙的这一系列堆砌，无意间豁开一个口子，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很显然，上述种种扑朔迷离的征象，以及其背后的逻辑，也可以直接挪过来观察和讨论张思远——他既是位高权重、宝马轻裘的官员张副部长，也是胼手胝足、草木之人的农民老张头，是一个“年轻的老年人”“不幸的幸运的人”。与那个“扑朔”的逻辑相应，一种似是而非、指鹿为马、略具故弄玄虚感的语言，也是王蒙的鲜明风格。

1.2

对比

“庄生梦蝶”或《齐物论》的命门是“物化”（“此之谓物化”）。物化也者，齐万物、等死生、梦觉如一、体用不二、彼我同化，是要从根本上泯除万物的差异，包括取消可见的各种对立。所以，王蒙的那些看上去语义冲撞、势如水火的自我评价，并非“分裂”和“矛盾”，因为在“物化”或“齐物”的视野里，万物彼我无界、浑融齐一、道通为一。从道家的人格理想来看，人格内部构造的两两对峙又浑融一体，是一种“气”，在庄子看来恰恰是一种合乎自然的健康人格，这正如宋代道学家陈景元（碧虚子）对庄子人格的点解：“周、蝶之性，妙有之一，气也。”因此，王蒙的夫子自道，以及他所谓“年轻的老年人”“不幸的幸运的人”的玄奥表述，都是其人格模式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思维方式的呈现。当他将年轻/年老、不幸/幸运进行叠加、互化时，就与《齐物论》中的“方生方死”“未始有始”“有情无形”“有谓无谓”的措辞相通，凡此种种，都是一种“齐物”思维。这在王蒙的一般行文中其实颇为常见。

正是有了这“齐物”之“道枢”，张思远就不像章永璘那样有“灵”与“肉”的撕裂，从而避免了陷于这种撕裂的种种痛苦。比如，张思远下放山村后不久，就通过加诸肉身的劳动改造，重新发现了自己：

在登山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腿……。在帮助农民扬场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双臂。在挑水的时候他发现了肩。在背背篓子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背和腰。在劳动间隙，扶着锄把，伸长了脖子看着公路上扬起大片尘土的小汽车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眼睛。

与章永璘对“劳动改造”的内在激愤和怨怼不同，张思远对“山村”、对劳动自始至终洋溢着乐观情调，他对于自己身体的这一系列“发现”，充满了“属灵”的喜悦，充满了灵魂获救的感恩之念。显然，张贤亮或章永璘是一个被各种二元论困扰并苦求超克之法的偏执之人，而王蒙或张思远则能在浑融中轻捷地走向自洽。

1.3

蝴蝶

《蝴蝶》第一次、也是比较集中地写到“蝴蝶”，是在小说半截处的“山村”一节。在正面、晓白地引述完“庄生梦蝶”这个典故后，张思远称自己通过“梦蝶”来超越、摆脱当时的人生困境，像庄生一样“自喻适志”。不过，“庄生梦蝶”这个故事里同时还包含了“蝶梦庄生”这个反向动作，这个反向动作所指认的现实，是张思远“化为罪囚，与世隔绝，听不到任何解释，甚至连审讯都没有，没有办法生活，又没有办法不活，连死的权利都没有”。这让人想起卡夫卡的《猎人格拉胡斯》。卡夫卡研读过德国汉学家、传教士卫礼贤翻译的《庄子》以及德国神学家马丁·布贝尔翻译的《庄子》，并显然熟知“庄生梦蝶”的故事。据考证，小说《猎人格拉胡斯》的灵感就直接源于“庄生梦蝶”。在卡夫卡的这个小说里，猎人格拉胡斯死后，因为运送他尸体的船迷了航，无法到达“死亡的最底层”，致使他不得不处于将死未死之状：

我总是处在通向天国的大阶梯上。我就在这漫无边际的露天台阶上游荡，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始终处在运动中。我从猎人变成了一只蝴蝶。

1.4

小结

同样地，张思远在经历了巨大的征治劫难后，昨是今非，其命运发生断崖式跌落（这形似格拉胡斯在追逐猎物时的坠崖而亡），先是入了狱，释放后又无家可归，此时的他，在王蒙的笔下“也是一只蝴蝶，却不悠游。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与猎人格拉胡斯这只“蝴蝶”何其相似。特别是，张思远作为罪囚的“没有办法生活，又没有办法不活，连死的权利都没有”的情状，与格拉胡斯的“将死未死”又更何其相似。在这里，使张思远和格拉胡斯、王蒙与卡夫卡相统一的，就是“物化”或“齐物”的思维。此处岔开去略说两句：如果进一步地联想，我们还会发现，卡夫卡的《变形记》——格里高尔和甲虫，何尝不也是一种稍加改造并与现代主义嫁接的“物化”？这位对中国古典文化无比喜爱和敬仰的现代主义经典作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曲折委婉地反哺了中国文学。

然而，“齐物”所具有的极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对于一部在征治解冻“未始有始”之际写下的“反思”之作来说是致命的。既然万物齐一、是非一体、左右皆可，那么，“反思”又从何说起？如何可能？——不得不说，王蒙对《蝴蝶》偏爱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他含而不露、几无凿痕地解决了前述难题，他的处理可谓智巧：他利用了“齐物”，他也利用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他轻微地利用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但又重重地克服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声明：所有版权归作者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不可擅自商用，本文仅供学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