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鲁（周鲁豪）

秋收起义中的周鲁到底是怎么死的

后来周鲁牺牲了。

周鲁同志到了井冈山，指责陈毅等人不战自溃，丧失了湘南暴动的大好形势，认定郴州之所以失守是毛阳奉阴违，拒不增援所致。陈年轻气盛，说毛不仅无过而且有功，说“湘南暴动是老皇历了”，根本行不通，朱也情绪激动，说周鲁作为特派员得不到大家的尊重，自己已经“铁了心”，不再执行中央和湖南政府的错误决定，要上井冈了，何长工、胡少海也站在朱陈一边。

这样，周鲁就成了孤家寡人，知道他们再不把中央放眼里了，气极之下退出会议，扬言要和朱陈等人“分道扬镳”，“第二天一早就带特委回湖南政府向中央告状”。

第二天一早，朱问手下：”周鲁哪里去了？“，手下回答说周鲁天不亮就不打招呼带着特委愤然离去，朱遂急忙派出一连兵马赶去保护。岂料追上周鲁，却发现周鲁的特委早已中了还乡团的伏击而全部牺牲。

扩展资料：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发展，正确反映了中国革命和中国战争的规律，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是中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工农武装割据”，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主要内容。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

参考资料：秋收起义-百度百科

文史南宫——周鲁南宫适与南宫县名关系辨析

——兼答罗宗汉先生

张范津

南宫县名源于南宫适之“南宫”姓氏，这在南宫几乎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也为不少史料所佐证。但历史上曾有两个南宫适，一个是商末周初的南宫适，姑称周南宫；另一个为春秋末期鲁国的南宫适，且称鲁南宫。两个南宫适同名同氏，与南宫县名有关者是谁？却说法不一。“生于数千载之下，而欲讲明数千载之前，亦已难矣。” （《书经集传序》） 笔者虽持主周之见，但由于学识浅陋，加之资料匮乏，因此又不敢确论主鲁之非，聊献臆思之果，以俟就教。

从现代人的视角看，一个是在德政之朝正史留名的开国元勋，一个是诸子文献中偶尔提及的贵族子弟，其社会地位、作用及影响力，孰重孰轻是显而易见的。

周南宫是最早见于文献的南宫氏名人。他身历周文王、武王、成王三世，是辅佐周王父子兴周灭纣的一位重要谋臣、大将及开国元勋，享裂土受封之荣。

“散宜生、南宫适、闳（ 音宏 ）夭三子相与学讼于太公”，“太公见三子知为贤人，遂酌酒切脯，除为师学之礼，约为朋友。”之后“遂于三子见文王于羑里（ 音有礼。古地名 ），献宝以免（ 赦免 ）文王。”“文王以闳夭、太公望、南宫适、散宜生为四友。” （《尚书大传卷一·殷传·西伯戡耆》） 足见南宫适于文王、姜尚关系之密。

在武王一朝，南宫适等人又是周武王伐商灭纣的重要依凭。在伐纣前的誓师动员会上，武王言之凿凿“受（ 纣王名字 ）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 （乱臣，指善于治国的能臣） ，同心同德。虽有周亲，不如仁人。” （《尚书·周书·泰誓中》） 大意是说：纣王有许多百姓，但离心离德；而我虽只有治国能臣十人，但同心同德。纣王至亲虽多，但比不上我得众人拥护。此处所讲的“乱臣十人”即包括南宫适在内的十位大臣。灭商后武王即“命南宫适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适、史佚（ 音易 ）展九鼎保（ 宝 ）玉。” （《史记·周本纪第四》） 以示清廉亲民。在总结西周灭商的经验时摄政王周公旦更充分肯定了南宫适等人的功劳，他说：文王能承继大统，除得益于他克己修德、协和诸夏的善德善行外，“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适”，“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 冒，通勖，勉力） 丕（ 丕,大也 ）单（ 单，尽也 ）称德” 也就是说因为这四人全力辅助武王，才使天下普遍赞美武王的恩德。没有这些贤臣良将，文王也难有降德于国人之机。 （《尚书·周书·君奭》） 因此《论语·微子篇》专条论及此事，曰：“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伯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音瓜 ）”，伯适即南宫适。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彪，则以南宫适等贤臣辅佐成王的例子论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昔成王之为孺子，出则周公、邵公、太史佚，入则泰颠、闳夭、南宫适、散宜生，左右前后，礼无违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旷然太平。” （《后汉书·班彪列传》） 由此可见，周南宫在西周文、武、成王三代，德能皆优，地位显赫，忠君爱民，作用重大，堪称当世首功名臣。伐商讨纣时周南宫征战南宫之域，或代商灭纣后封邑南宫之域皆有可能，故以其姓氏名县也顺理成章。

鲁南宫则不同，他是随孔子地位的升迁逐渐走红的南宫氏名人。鲁南宫鲁国贵族，属鲁国前国君鲁桓公后裔、“三桓”家族孟孙氏一脉。孔子弟子，七十二贤人之一。

南宫适或曰南宫敬叔，姬姓，氏南宫，名阅或说，一名绦，谥号敬，排行叔，是孟僖子的儿子，孟懿子的弟弟。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学说一改到处碰壁、无处见用的不幸命运，人气和影响力一路飙升，风光无限。至唐朝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玄宗诏曰“夫子既称先圣，可谥曰文宣王……赠诸弟子爵公侯”  （《新唐书·礼乐志五》） 从此正式称孔子为“文宣王”，追赠诸弟子公侯爵，南宫适为“郯伯” （春秋时郯国在今鲁南一带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 （《宋史·礼八》） 、一曰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 （《宋史·本纪真宗三》） 改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大中祥符二年改封南宫适为“汶阳侯”（ 汶阳，古地名，在今山东肥城、岱岳、宁阳一带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改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元史·志第二十七·祭祀五》） ，明嘉靖九年(1530年)罢王、侯之爵称“师”，称孔子为“至圣先师”，“十哲以下凡门弟子，皆称先贤某子。” (《明史·礼四》) 因其故南宫适改称“先贤南宫子”。这是鲁南宫的身后之事，其当世之事却远没这样风光，堪可称道者寥寥。

文献记载中南宫适对于孔子最突出的贡献当是相孔适周，问礼老聃。对此，《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观周》记载最详。孔子对南宫适说“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你愿同我一起去吗？适周问礼可谓孔子之夙愿，对此南宫适非常明白，因此他用“谨受命”三字毫不犹豫的答应了老师的“求助”，并且做出了积极的推动，他亲自找到鲁国国君请求援助。

“今孔子将适周，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斯大业也！君盍以乘资之？臣请与往。”南宫适非常认真的说：现在孔子将要到周国去，观看先王遗留的制度，考察礼乐所达到的高度，这是大事业啊！您何不提供车子资助他呢？我请求和他一起去。在南宫适的执意相求下鲁君同意了他的请求，“与孔子车一乘，马二匹，竖子侍御。敬叔与俱。”南宫适和孔子一起到了周国。这次学礼的效果非常好，《史记·孔子世家》记曰：“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孔子家语·观周》则记之更详，曰：“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从周返回鲁国后，孔子之道更加受人尊崇。从远方来向他学习的，大约有三千人，足见效果之佳。由此可见，鲁南宫是对孔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一个人。

对于南宫适的各方面表现，孔子也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论语·公冶长》） 这里南容即南宫适。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他会被任用，不被废弃；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他能避免受刑罚。由于有这样的评价，所以孔子把自己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对此尽管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如有的认为这时的孔子还没有资格做这样的选择。但这毕竟透露出了一种态度。

有一次南宫适问孔子：“羿善射，奡 ( 音奥 ) 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对于南宫适的思考，孔子非常激动地评价说：“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论语·宪问》） 这个人真是个君子呀！这个人真是崇尚道德的人呀！这里充分表现了孔子对于与自己思想共通者的喜爱和赞赏。《论语》中对于鲁南宫的记述仅限三处，分别在《公冶长》、《先进》、《宪问》篇中。据考，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见于《论语》者二十七人，其中确实可考者二十二人，对南宫适尽管只有三处记述，但列入贤人之列并不勉强。而以之姓氏名县，却有其实难副之感。

古人是十分讲究谶纬吉凶的，用一个一生栖栖遑遑，到处碰壁的私塾先生的学生名县，能给该县带来福祉吗？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生活于春秋末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 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并与穆罕默德、耶稣和释伽牟尼一起,被称为缔造世界文化的“四圣”。他的思想学说对中国社会的形成、发展起到了重大而又积极的推动作用，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人说，是孔子统一了中国。如果当初不是孔夫子周游列国传播文化，教化万民，不是儒家学说正统规范华夏思想，很可能中国现在还会像欧洲那样分成大大小小十几个国家，就不会有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应该说这些评价是实事求是，也是十分公允的。但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对孔子的这些评价，至少是在其去世后几百年甚至千年之后，起码也要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在此之前他的政治主张和学说是未有机会“典司治民，以效其能”的。而这与南宫置县恐怕也要差半个多世纪了，正如北大教授李零先生在《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中所言：“汉以来或宋以来，大家顶礼膜拜的孔子是‘人造孔子’。现在的孔子，更是假的不能再假了。”“孔子在世时，不是王，不是侯，也不是圣人。”“历代皇帝都捧他，越捧越高，也越捧越假。”“战国和秦代，孔子是个普通人，名气虽大，却只是众多学者和批评家中的一个。他做梦都想不到，他会阔起了。”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第11——13页） 我以为这个评价是十分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的。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文明史中，生前最寂寞的人是孔子，死后最热闹的人无疑也是孔子。在孔子生前他的政治主张不但没得到各诸侯国统治者的认可，而且还备受那些社会理想、政治主张与其相异人士的嘲弄。隳（ 音辉 ）三都的失败彻底结束了他的政治行程，不得不离开鲁国到列国周游。他先后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历时十四年，历尽千辛万苦，却始终未能如愿。所到之处有的面恭而心不敬，有的干脆冷眼相向，有的甚至监视围困。栖栖遑遑，如同“丧家之犬”。楚狂（ 楚国的隐士 ）接舆不愿意同他打照面；长沮、桀溺（ 两耕夫 ）讥讽他逃避坏人，不给他指路；荷蓧（ 音调，古代一种竹编的耘田农具 ）丈人斥责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予饭食 （《论语·微子》） 。即使是他最亲近的学生，如子路等，有时也不免埋怨他迂腐不堪，不通变故 （《论语·子路》） 。直至孔子辞世近四百年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才成为显学，在中国古代社会开始居于正统地位，成为文化主流。这时生前无人理睬的孔子，才成了文宗帝师，“言”成了“经”，“行”成了“楷”，偶像进了文庙，享受起了氤氲的香火。试想，在此之前人们为什么要敬重孔子呢？更何况他的学生？

汉初的思想政治大异于其后的帝制文化，这时，孔子的儒家思想尚未取得正统地位，而黄老之术正大行其道。刘邦，一个崇奉黄老学说的帝王，怎么会用“异教徒”的名字命名自己管辖的县域呢？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明确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再明确一点，就是说统治者的思想，更应该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循此思路，汉初置县最应该体现谁的思想呢？答曰刘邦该不会有大错吧。那么，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刘邦其思想又如何呢？“沛公不好儒”这是太史公司马迁《史记》中的一句话。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这是刘邦不好儒的例证。其实，他何止不好，简直到了厌恶的地步。“诸客冠 （动词，戴着） 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 音叟拟，小便 ）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与儒生谈也。”因此，要想被刘邦召见，儒者必须去掉儒色，“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及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生长于“焚书坑儒”年代的刘邦，可能是战乱使然——“西周以前不必论，从春秋到战国，中国实在经过五百年的长期战争” （吕思勉《中国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页） ，再加以秦朝的暴虐、楚汉的纷争时间则更长；也可能是受到时风的影响——在长期战乱中喘息的生灵“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 （《史记·吕后本纪赞》） ；还可能是受到家乡传统学术思想的浸润——沛是道家思想浓厚的地区之一，据《庄子》记载老子曾在沛地居住。刘邦登基称帝之后，其治国理念便顺其自然地选择了清静无为修养生息的黄老之道。而“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 （《史记·食货志》） 则更好的贯彻了刘邦的这一思想。对此，专家学者亦有共论。

“秦与汉的政治实为一贯，世人皆知汉楚崇尚黄老……”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74页）

“秦朝灭亡以后，思想统治暂时减弱了，在汉王朝的政府和各地方诸王国里，……黄老学派起了实际的政治指导作用。”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二册第10页）

“汉统一后，在制度法律方面仍袭秦旧，但在政治精神及原则上却选择了道家，亦即所谓‘黄老之术’”，“景帝太后窦氏，也雅好此道，以致景帝及太子、诸窦也不得不读黄帝老子之书以尊其术。” （傅乐成《汉唐史论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41页、40页）

“汉初，从惠帝至武帝以前，约七十年的时间，黄老思想一直是政治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上居于支配地位。”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试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个信奉黄老“不好儒”的刘邦用儒家人物的名姓名县现实吗？

沿着史志资料的指向，进行分析、推测，得出以周南宫名县的结论，似乎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历史文献中关于南宫县命名理由和确切时间的记载几乎没有。象《汉书·地理志》、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宋乐史《太平环宇记》、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清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清《畿辅通志》等这些重要地理文献均未详记。如《汉书·地理志》仅记：“南宫，莽曰序下”。唐《元和郡县图志·河北道》记曰：“南宫县……本汉旧县，属信都国”。宋《太平环宇记》曰：“南宫县……本汉旧县。汉书云：‘高后元年封张敖子偃 （实为买，书误） 为南宫侯。’即此邑。地理志，南宫属信都国”。清《畿辅通志》记曰：“南宫，莽曰序下。今冀州南宫县地”。并均未与南宫适扯关系。

不过历代《南宫县志》关于南宫置县的说法则是逐版更新、趋于精确。南宫县志创修版是明嘉靖叶恒嵩主修的，在南宫沿革章记曰：“汉兴始置焉，南宫县属信都国”，这里既未言明建县确切年份，亦未附会县名命名的理由、原因。之后邢侗主修的万历志关于南宫沿革则记曰“汉高祖始置南宫县，隶信都国。”这里把汉兴置县的范围缩小到了最多十二年的范围，即自汉高祖称王（前206年）至去世（前195年），共执政12年，在皇帝位8年，这可谓一个突破，但更大的“突破”是邢侗把南宫县名的来历坐实了，“鲁论载有南宫适（史记作括），……适鲁人也，稽之鲁地，无二。南宫，东阳之地，南宫为南边境，密迩于鲁，其为适居地，明矣。汉以名县盖本诸此”。据此，在卷之十《人物传·流寓》中列入了鲁南宫适传“南宫适，字子容，鲁人。…盖居南宫，因姓焉。”在此，特别提到了“南宫适”的问题。这是县志中首次将南宫适与南宫关联起来并为南宫适列传。第三次编修为胡景铨主修的康熙志，关于南宫沿革记曰“禹列九州，南宫在冀州域内，南宫之名见于春秋，建于西汉，遂以名县”，“西汉始置南宫县，属信都国。”此版亦将南宫适传列入《流寓》。对此，康熙版《冀州志》也有相同记载，“南宫县，因南宫适居其地，故汉以名县”，在人物传中，把南宫适列入其中“春秋南宫适……居南宫因姓焉。……其为适居明矣，汉以名县，盖本此” （《冀州志·人物传·贤哲》） 。第四次编修为周栻主修的道光志，关于沿革和县名命名的叙述，同康熙版相差无几，如“秦时南宫尚未得名，至西汉始见”，“西汉高祖始置南宫县，属信都国”。关于县名问题，此版述及周、鲁南宫之别，“《尚书》南宫适居十乱之一，说者谓即周有八士之伯适，南宫盖氏也。至《论语》南容，集注云居南宫，则又为地名……其为适居明矣。汉以名县，盖本诸此。”这里把周、鲁南宫之“南宫”作了一下细分，周之南宫为氏，鲁之南宫为地。为此，此版把鲁南宫适从《流寓》中移出，周志认为旧志《流寓》载南宫子，“即非核实，且失之亵 （音械。 轻慢 ） ”因此把南宫适传列于人物志之首，把鲁南宫当成了地地道道的南宫人。第五次编修为孙常太主修的光绪志，关于沿革和县名命名的叙述同道光志几无差别，唯对南宫适与南宫关系作如下辩证“南宫子祠在文庙东，因南宫适居此，后人立祠” （《南宫县志▪卷六▪建置考上》） “辨其居南宫，或设教，或寓居，汉以名县必非无因” （《南宫县志▪卷十二▪列传》） ，这里不但肯定了他寓居南宫，而且设定了他的职业“设教”。第六次编修为贾恩绂主修的民国志。

贾恩绂（1865—1948）字佩卿，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 方志学 家。1915 年他主持 直隶 通志局纂修《直隶通志》，至1917年全部完稿。其后，又撰修了《盐山新志》、《定县志》、《南宫县志》、《清苑新志》、《枣强县志》等多部。凭借自己深厚的学识功底通过其主修的南宫民国志，向前几版县志提出了质疑。

民国志对南宫沿革及命名都作了重新考证。如关于置县时间该志称“南宫之名始自汉初，表 （史志的一种体例，主要记述一些琐细之事） 云，吕后封张买为南宫侯。据此，则南宫县名或即自高帝也。”至于县名，民国志亦有论述“汉置南宫，其取名之义已不可详。各旧志率以南宫适故居为解，适鲁人也，距此邦绝远，万历志谓东阳南境。密迩（ 地理上很接近 ）于鲁说，殊牵强。今山东境内之邱、范诸县尚为晋地，泰山以南之鲁国，竟飞越齐晋之郊以有南宫，其附会无疑。”因此，在人物篇中未列鲁南宫适传，理由是“前志皆首列南宫适，适虽德行中人，而汉取县名之意已失其傅（ 依附） ，不得以风马牛不相及之鲁人强为附会说祥沿革。下兹篇不载南宫子，从其实也。” （《卷十六·德行列传》） 民国志把鲁南宫适从县志中请了出来。

之后，1989年7月由河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南宫市地名志》，对南宫建县时间和命名理由做了如下阐释：“高祖四年（前203年）置县” （《南宫市地名志·历史沿革表》第13页） 并称“西汉高祖始置南宫县，县名取于周代‘八士’之一南宫适之复姓”，“南宫适素称南宫子，曾寓居此地，汉高祖以复姓命县名，一则溢彰其功德，二则示此地为‘礼仪之乡’。明代至民国时期，南宫县一直置有‘南宫子祠’”。 （同上第7页） 1995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宫市志》也沿用了以上说法。这里，周代“八士”显然是指周南宫，把名县理由与周南宫相联系，继承了正确的历史研究成果。但随后所言南宫子、南宫子祠显然张冠李戴了。南宫子是对鲁南宫的尊称，南宫县的南宫子祠亦是为鲁南宫所建，与周南宫毫无关系。这里有必要赘述一下南宫子祠。

南宫子祠是随孔庙发展起来的。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在其服孝守墓的地方立庙，并按岁时祭祀，此即我国最早的孔庙——曲阜孔庙。至唐贞观四年（631年）唐太宗下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之后玄宗开元八年（720年）又对文庙布置进行安排“乃诏十哲为坐像……图七十子及二十二贤与庙壁。” （《新唐书·礼乐志五》） 至此文庙中有了南宫适的画像。此后各地均以曲阜孔庙为蓝本大建文庙，至清末，各府、县基本普及。南宫之南宫子祠当在文庙建设的热潮中兴建的，始建年代已不可考，估计应在明嘉靖九年封“先贤南宫子”后。据康熙志载,溧阳宋之绳太史《重修南宫子祠记》记曰：“万历初年，山东邢公知县事，鸠工庀（ 音，匹。备办 ）材，栋宇整饬……”由此可知，万历知县邢侗曾招聚工匠，准备材料，对祠庙进行过整修，之后进士杜子静再次修缮。南宫县为什么独建南宫子祠？恐怕还是源于邢侗先生对鲁南宫与南宫县关系的认同，以发追祖怀远之幽情吧。

言归正传，《南宫市地名志》第一次确指了置县时间——汉高祖四年，同时也再次把周南宫引为名县之因。

从以上历史文献的引述可见，南宫置县于汉初或为汉高祖所置，当为其实。对此，民国志举南宫侯之例最为妥切，也与当代专家的考证相吻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邹逸麟先生指出“项羽和各诸侯王在战争时期未置新郡，唯前206年（汉高帝元年）开始才有郡名更改和新郡的设置。前202年（汉高帝五年）汉王朝正式建立后，刘邦开始分封异姓诸侯七人，……从汉高帝六年开始又逐个剪除异姓诸侯，与此同时又大建同姓诸侯以为中央朝廷的屏藩，至前195年（高帝十二年）基本完成……” （《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168页） 至于确指高祖四年，似乎有些唐突，但也有一定道理。据《史记·张耳陈馀列传》载，张耳、陈馀同为大梁人，初结生死交，后破裂，张耳归刘邦，陈馀辅佐了赵王歇。“汉三年，韩信已定魏地，（ 刘邦 ）遣张耳与韩信击破赵 （赵王歇） 井陉，斩陈馀泜水上，追杀赵王歇襄国。汉立张耳为赵王。”韩信张耳“解放”之地即包括南宫之域，于次年或当年置南宫县完全符合历史可然律。

“宫”字，本意为房屋、房子，“南宫”即南屋、南房。因此从字源和逻辑学的角度去审视，以鲁南宫名县，既非“南宫”一词的本意，也似乎与逻辑不符。

认定鲁南宫为南宫名县之因，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对南宫适“居南宫”这句话的理解上。朱熹《论语章句集注》在《公冶长》篇中注解南容时曰“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宫，名滔，又名适，字子容，谥敬叔。”据此，《南宫县志》自万历志至道光志历三编，均认为“居南宫”即在南宫境域居住。笔者以为此解差矣，其错可从字源学、逻辑学及地理历史知识三个方面去分析。

首先从字源上看。“南宫”一词应为偏正词组，“南”作为方位名词修饰名词“宫”，在字意理解上应为“南方的宫”或“南边的宫”，对这个解释显然没有什么异议。再就是“宫”字应该作何解释，据我国最早的字词专著《尔雅》解“宫，谓之室，室谓之宫”，许慎《说文解字》解“宫，室也”。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辞源》关于“宫”字解释的第一条即“房屋的统称”，并且“古时不论贵贱都可以称宫，秦汉以后，专指帝王所居的房屋，也有称宗庙、佛寺、道观为宫的。”如《易·系辞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 陆贾《新语》有言“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孔子家语·儒行解》云“儒有一亩之宫”，《诗经·国风·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这里的“宫”字尽管有些微区别，但都是指房屋的意思。由此可见古时“南宫”即南边的房子或南边的屋子之意。而南宫敬叔的“敬”字是谥号，取“做事严肃认真不苟且之意”。“叔”者，排行的称谓，行三。那么“南宫敬叔”说白了就是姬家南屋里那个做事认真的小三儿或老三而已，不能理解为地名。若要非得理解为地名，也只能理解为南屋、南房那个处所。河北科技出版社1997年版的《中华姓氏考》就明确认定：“南宫氏出自姬姓，是用居住处所作为姓氏的。”“春秋时，鲁国大夫孟僖子的儿子仲孙闵因为住在南宫（即南面的宫室），他的后代就用他的居住处所南宫作为自己的姓氏。” （《中华姓氏考》第312页） 正如春秋时代齐国公族大夫分别住在东郭、西郭、南郭、北郭，便以东郭、南郭为姓，郑大夫住在西门，便以西门为姓一样，表示不同环境的居住处所。再如《宋史·本纪第八·真宗三》记曰“丙午，幸南宫视惟叙 （赵惟叙） 疾”，《明史·本纪第十一·景帝》记“上皇还京师。帝迎于东安门，入居南宫”，能解释为宋真宗到南宫县探视赵惟叙，明英宗入居南宫县吗？显然不行。

其次再从逻辑学角度看。“南宫”即作为姓氏又作为地名，谁在其先，史学家们特别是编写南宫县志的硕儒先贤们显然是了然于胸的，起码是从现存典籍中尚未找到南宫置县前“南宫”二字作地名的证据。而本无此地，又何来居南宫之地的结论呢？

第三，从历史地理知识方面讲。南宫适作为卿大夫的公子当住国都，当时的鲁国国都在曲阜，若居住在自己的城邑则应在郕 （音成） 邑，即现在山东省宁阳县东北。而南宫适卒葬之地在现邹城市中心店镇前南宫村，至今该地仍有南宫适墓，笔者曾与邹城市文物局郑建芳书记电话咨询求证并得到证实。以上三地皆距南宫很远。正如贾恩绂民国版《南宫县志》所辩“适本鲁人，距此帮绝远，万历志谓东阳南境密迩于鲁说，殊牵强”。再者，唐宋两朝对南宫适的封号“郯伯”（ 春秋时郯国在今鲁南一带 ）、“汶阳侯” （ 汶阳，古地名，在今山东肥城、岱岳、宁阳一带 ）均以鲁地封号，亦可为证。同时作为孔子的学生，他确曾追随老师周游列国，但从史集记载看，孔子从未造访赵地，因此到南宫之地的几率几乎为零，鲁南宫既不可能游南宫又何来居南宫？用鲁南宫之姓氏名县也就毫无道理了。

自今年七月一日宗汉先生提出对南宫名县问题的质疑后，已近半年，半年来自己翻阅了所能找到的各种有关资料，勉为其难，数易其稿，终成此文，如释重负。虽为续貂，但冀引玉。若能见信，实乃终日所期，幸得斧正，更为翘首所盼，苦耶乐耶，存心天知。于此夤夜，赘述数语，聊发冗莠之叹耳。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晨

（）

秋收起义后派往井冈山的周鲁后来怎样

后来周鲁牺牲了。

周鲁到了井冈山，高高在上，挥舞尚方宝剑并误传“圣旨”，错误地开除毛泽东党籍，执行错误的“大城市”军事路线，在毛――朱战线大力坚持下，朱毛得以在井冈山会师。

在这时，朱毛会师前周鲁坚持他和中共中央当时不合时宜的错误思想、错误观念、错误指示和错误态度并高傲地离开了湖南中村，而走出没多远整个特委和周鲁本人都遭到地方反动武装的伏击，无一幸免。

拓展资料：

关于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是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毛泽东主持前委会议，及时作出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的决定，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之一（另一个是1927年中共党人发动反抗国民党右派的起义——广州起义）。中国人民革命史开始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周鲁和井冈山有连系吗？

周鲁，字襄楚，生于1899年（光绪二十六年），比毛泽东小6岁。周鲁就读于兑泽中学，周鲁在兑泽中学读书时加入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党组织曾派其赴法国留学，归来后到黄埔军校学习。北伐时担任过指导员，北伐军打到长沙时，周鲁回到衡阳任青年团书记，后来又成为中共湘南特委的军事部长。

该景区地处湘东赣西边界，泰井高速、吉井铁路、江西321省道可直达。距吉安市中心城区吉州区约130公里，距新城区（红星街道）35公里。是集人文景观、自然风光和高山田园为一体的山岳型风景旅游区。

2015年7月德国波恩召开的第39届遗产大会上，将井冈山-北武夷山（武夷山拓展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井冈山是中国遗产，是中国人不可忘记的一个地方，这里曾经战争过，血腥过，都是我们心里不可磨灭的印记。

秋收起义中的周鲁是不是被内部解决了

是。

1928年4月上旬，湘南特委机关随陈毅率领的湘南各县地方工农革命军撤往资兴，准备由资兴转道安仁、酃县上井冈山。但湖南省委巡视员席克思、新任湘南特委书记杨福涛均不同意上井冈山。

4月9日，陈毅建议在资兴彭公庙召开军队与地方负责人联席会议，以确定撤退方案。周鲁参加了这个联席会。

著名军旅作家黎汝清著长篇报告文学《黄洋界上》，对资兴彭公庙会议有详尽的描述，其中有大段陈毅怒批周鲁的记载。会上，各县党政军领导一致同意避敌锋芒，上井冈山。

唯有席克思、杨福涛、周鲁不同意上井冈山。会后，席克思、杨福涛固执地率特委机关数十人离开工农革命军往衡阳方向走。大约三四天左右，特委机关全体同志走到安仁县龙海塘的一块洼地里，陷入当地民团胡子良部的包围。该书对周鲁最后的结局有以下的记载：

“周鲁似乎要以自己的勇敢挽救自己错误造成的危局，他举着一枝马牌撸子带头冲锋，当即身中数弹，最后血尽弹绝而亡。”（见黎汝清著长篇报告文学《黄洋界上》，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第285页）

因此，周鲁这个热血青年的形象，最终定格在湖南安仁县龙海塘的一个洼地里。他与杨福涛等特委机关数十人，全部壮烈牺牲在这里。

悲哉，周鲁！

但并非只有周鲁没有享受烈士待遇，湘南特委其他很多工作人员连个名字都没留下。中国革命史上，无名烈士何止千万！

扩展资料

1927年9月，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的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全面爆发。这次起义点燃了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开启了土地革命的新局面，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为最终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今年是秋收起义爆发90周年，弘扬秋收起义精神，深刻认识秋收起义精神的时代内涵，让秋收起义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对于打好脱贫攻坚战，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迎接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具有重要意义。

弘扬秋收起义精神，首要的是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力量之源、胜利之本。革命先辈之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动秋收起义，继而开辟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着为人民解放和民族自由而奋斗的崇高理想，有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在我们奔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上，只有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才能克服种种困难，把经济社会发展推向更高水平。

秋收起义精神，最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打出共产党的旗帜，正是由于加强了党的领导，秋收起义部队改变了旧军队的不良习气和作风，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空前提高，使起义部队越挫越勇，革命火种得以保存。

革命战争时期，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革命事业接续取得胜利的保证；和平年代，加强党对各项事业的领导，同样是开展各项工作的前提。

我们唯有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同心同德、合力合拍，才能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光明论坛：让秋收起义精神绽放时代光芒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秋收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