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严的父亲（严宽的父母）

高岗有几位子女

共6个子女。

网上热传外逃巨贪高严是高岗的儿子，感觉现有公开的资料好像不能证明，反倒是证明本不是那回事。尽管中国广播网和《云南信息报》也这样说。

已知的高岗的子女好像是如下几人——前后妻各生有1女2男，共2女4男。高凤琴、高杰、高鼎、高毅、高延延、高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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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与前妻杨芝芳生有两个孩子，大儿子3岁时因病死于延安。高毅是次子，1930年出生。高毅在1938年成为“高干子弟”之前，与母亲杨芝芳一起给地主家打工好长时间。

当年高岗和刘志丹在外闹革命时，妻子和儿子在老家差点被地主卖掉，幸亏高毅的舅舅得知，想法让他们母子逃走。陕甘宁根据地建立以后，高岗才找到了他们。

1939年，高毅和陈昌浩之子陈祖涛，陈伯达之子陈小达，刘少奇子女刘允斌、刘爱琴以及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等一起去了苏联。1951年年底，按高岗的意愿，高毅进入培养高级人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机械。

这时，高毅结识了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化学系学生宋丽达，二人很快结了婚。但后来因为高岗的事，还没毕业，高毅就被分配到哈尔滨120工厂工作。

然而，由于受父亲问题的牵连，高毅一生郁郁不得志。1979年经王震批示，高毅才调回北京，在市科委电加工研究所从事机床研究，最后以一个高级工程师的身份离职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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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来源：咸宁新闻网-高岗之子高毅：一生不得志

参考资料来源：闽南网-高严就是高岗的儿子吗？三证据似证实高严不是高岗的儿子

请问王国维生平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自号静安，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父亲王乃誉是一商人。4岁丧母，父亲经常出门经商，对子女教育严格，养成王国维孤僻的性格。他两次到杭州参加乡试，未中，便倾向新学。甲午战争后，到上海，为《时务报》当书记校对，同时，用业余时间入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从日本藤田丰八等学习日文及理化等课程。上虞罗振玉看到王国维扇面上所写咏史诗，赞赏其才学，在经济上帮助他，留他在东文书社当庶务。王誓事罗振玉并终生依庇于罗。1901年王曾赴日留学，次年因病回国。1903年任南通师范学堂教员，1904年任江苏师范学堂教员，讲授心理学、伦理学及社会学。1906年，罗振玉调京，在学部做官，王随之入京，次年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馆编译。他对叔本华、康德、尼采哲学颇有兴趣，在《教育世界》发表过一批哲学论文，介绍德国哲学，又从事词和戏曲的研究。1908年《人间词话》问世，1912年《宋元戏曲考》问世。

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逃到日本居住。罗对王讲：现在世变很激烈，士欲可为，舍返经信古未由也。王听了罗的劝告，便尽弃前学，专治经史。他运用罗振玉的大云书库所藏经史、古器物、甲骨文、流沙坠简等，经过研究写出一批学术论文。1916年他回到上海，应哈同之聘，为《学术丛编》杂志编辑，后又任包圣明智大学教授。他仍从事甲骨文和古史考证，和沈曾植等研讨学术，关系密切。1923年他召为南书房行走，为已废的清室皇帝溥仪当先生。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故宫，王国维认为是“大辱”，想自杀，经家人严密监视未遂。1925年，他到清华学校研究院任教，从事古代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工作。1927年4、5月，北伐军进抵河南，北洋军阀即将崩溃，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王国维于6月2日写就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便投颐和园内昆明湖自杀，结束了他遗老的生活。

综观王国维的学术活动，先是研究哲学，继而转向研究文学，再而转向研究史学，以史学的研究贡献最大。

哲学

王国维研究哲学，先是读康德的书：《纯粹理性批判》，书很深奥，难以悉解。他便又读叔本华的书：《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深受叔本华的影响。 王国维写了《汗德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叔本华和尼采》、《书叔本华遗传说后》、《释理》等论文，全面介绍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思想。王国维深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法律、政治各方面的阐述都运用了叔本华的思想。他认为哲学和艺术是探求精神上永恒的真理，人生哲学就是探求揭示人生即痛苦这一真理以及其解脱之道。美学是感发人的情绪，洗涤人的精神，揭示人生的真义，使人超然物外，忘记利害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暂时的解脱的功效。他写了《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文学小言》等文，是发挥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名篇。他又写了《红楼梦评论》一文，分析曹雪芹创作的小说《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他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红楼梦》一书的基本精神是展示了生活之欲造成的巨大苦痛，从而走上了解脱之路。“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这一观一悟，写出了彻头彻尾的悲剧，具有典型的美学价值。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研究，独具慧眼，第一次道出了小说的内在含义，推倒了封建文人视《红楼梦》为“诲淫”之作的偏见，也批评了“索引派”繁琐的历史考证的研究方法，将《红楼梦》推举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伟大作品，肯定了它的悲剧意义和美学价值。 王国维研究哲学产生了疲惫的心态。他曾在《自序》中述说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的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①

当时西方传入中国的哲学有两大潮流：一是英国的实证主义，如洛克、休谟、斯宾塞等，即严复所宣传的一套实证论、经验论思想。另一是德国的哲学，如康德、叔本华、尼采的思想，是先验论、唯心论思想体系。王国维一方面偏爱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但是，他也��拦�庑┱苎Э砂��豢尚牛���凳灞净�骸拔蚴迨现�担�氤鲇谄渲鞴鄣钠�剩��薰赜诳凸鄣闹�丁！雹诹硪环矫妫��苍�芄�抵ぢ鬯枷氲难�眨��Ч�呒�А⑹�А⒒�А⑽锢硌В�庑┭�逝嘌�怂�蒲У难芯糠椒ǎ��牵��植宦�诳蒲А⑹抵ぃ��衔�剐枰�教秩松�牡缆贰⒄胬怼U獗闶撬�衔�翱尚哦�豢砂�薄S谑牵��诳砂�肟尚胖�渑腔玻�枷氤4τ诿�苤�小?

辛亥革命后，他到日本，便弃文而从史的研究。在历史的研究中，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史学

王国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属于考古派。陈寅恪对他的学术成就曾有过描述：“其学术的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地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①陈寅恪对王国维史学研究的治学领域和治学方法有明确、清晰的说明。

第一，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甲骨文晚清始发现，最早是王懿荣，后来刘鹗刊印《铁云藏龟》，继之，孙治让和罗振玉对甲骨文字进行研究。而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则推王国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他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因而，论断堪称精审。他自己称这种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象。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郭沫若曾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① 晚清康有为提出“六经皆伪”，后来史学界发展为疑古派，对古史抱怀疑态度。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家，精通语言文字音韵学，但是，他又不相信甲骨文，认为甲骨文不是真的，因此，他对这种研究甲骨文进而研究历史的方法持否定态度。王国维与疑古派不同，他认为古代传说仍有史学研究的价值，态度比较审慎。他又不同于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是经学家，他们研究语言文字学是为了通经，而王国维研究语言文字学，其基本出发点在于考史。而章太炎是过分相信书本知识，连青铜器上的金文，龟甲上的卜辞都一概否定其价值，不过是治学中的一种保守思想而已。

第二，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王国维对西北地理和蒙古地区古代各游牧民族的历史进行广泛的研究，他利用汉晋木简、敦煌文献、碑文以及外国人的著述，加以比较、校勘、考证，写出了有重大贡献的论文。如他写的《流沙坠简序》，便是利用魏晋木简考证西域著名古城楼兰的位置及其兴废的论文。他写的《鬼方、昆夷、狁考》便利用了先秦两汉的文献，同时也利用了钟鼎彝器铭文的不少材料，经过比较、分析，而得出精辟的见解和论断。他写的《高昌宁朔将军曲斌造寺碑跋》、《九姓回鹘可汗碑跋》、《书虞道园高昌王世勋碑后》、《唐贤力芯伽公主墓志跋》等文章，从碑文、墓志铭文考证蒙古地区古代游牧部族突厥、回鹘族的历史。他写的《蒙古考》（原名《辽金时蒙古考》），是研究成吉思汗1206年建国以前蒙古诸部落历史的重要论著。他写的《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考订主因亦儿坚即是纠军，搞清了金代后期纠军的情况和事迹。他还写了《鞑靼考》、《黑车子室事考》等文。他的研究方法是勤读宋、辽、金、元等汉文史籍，又参考钱大昕、徐松、张穆、何秋涛、洪钧、李文田、屠寄、丁谦、沈曾植、柯劭忞等学者的专著，还引用《蒙文元朝秘史》、拉施特《史集》、《马可·波罗行记》，以及对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等著作进行比较、校勘、证订，然后，得出精湛的论断。

第三，宋元戏曲史的研究。王国维1907年任学部图书馆编译时便从事中国古典戏曲研究，陆续写出了《曲录》、《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脚色考》7种专著。东渡日本后，1912年完成了《宋元戏曲考》。这批著作是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给戏曲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因为，历来人们对小说和戏曲认为是民间的俗文学，“庸人乐于染指，壮夫薄而不为”①。研究的人寥寥无几。王国维采用的是西方学术研究科学的严密的方法，先做分析考证，后做综合论述。上述前7种便是分析型的考证，后一种属于综合型的巨著。他在著述时又运用了西方先进的戏剧理论和美学理论，“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②在历史的考察方面，他总结说：“我国戏剧，汉魏以来，与百戏合，至唐而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二种；宋时滑稽戏尤盛，又渐借歌舞以缘饰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戏，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至元杂剧出而体制遂定。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③。他的这段总结，是依据一种论断，即“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④，“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始全”⑤。用这一原则考察中国古典戏曲形成、演变、发展过程，描绘出清晰的途径和线索。在艺术审美方面，他说：“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处，无不如是。”①他运用这种审美标准对戏曲的语言的艺术特点和审美价值作了具体的分析和发挥。人们一致共认《宋元戏曲考》是近代古典戏曲研究的“开山之作”。

综上所述，王国维史学研究的最大贡献，便是将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发现了大量物质的材料，如一、殷契甲骨文字；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亦称流沙坠简）；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如西夏文、蒙文等）。这些新的发现的地下材料，王国维学贯中西，用毕生精力对之加以研究考证，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他虚心好学，治学态度缜密而严格，结识了国内外许多学者，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沙畹博士，日本著名学者藤田丰八、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田谦藏，以及中国著名学者罗振玉、沈曾植、柯劭忞等，同他们交流研究成果，探讨切磋学问，颇受其启导和鼓励。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又使他在国际、国内的学术界得到了极高的声誉。

文学

王国维在1908年发表《人间词话》，是文艺批评类著作。他利用了传统的诗话形式，而论及的内容达到近代美学理论的高度，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作品。他在《人间词话》中标举了“境界说”。境，中国古代文艺评论家也运用过这些词语，如宋朝严羽的“兴趣”、清朝王士桢的“神韵”、袁枚的“性灵”诸说，但都是就风格、技巧而言，王国维则提到美学的本质论高度。他说：“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①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②这是总论，对五代北宋的词评价很高，其标准即有境界。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③ 境不仅指景物，也是心的感情，景与情构成文学的两个基本原素，而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这是客观与主观对立统一的关系。

在这一美学理论的指导下，王国维提出了四个关系。

第一是“自然”与“理想”的关系。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④ 诗有写实派和理想派，写实派是将客观事物真实地描写出来，理想派是着重于虚构、主观的想象，而虚构、主观的想象又以生活现实为其基础。因此，大诗人所造的境，必合乎自然，又邻于理想。合乎自然，是诗人对审美对象观照、反映的感受，将景物真实地描绘出来，有如诗中的“赋”，直书其事。而邻于理想，是诗人总是用自己的理想去取舍生活、剪裁生活，引譬连类，因物喻志，有如诗中的“比”、“兴”，触物以起情，索物以托情，表达诗人的一种思想感情。王国维的意思是大诗人造境、写境，难以区分，最高的境界是能反映物景以及人生（感情）的本质，而且，景情互相融合，达到浑为一体，这是最高的境界。他举了元朝马致远的《天净沙》小令：“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评价为“纯是天籁”①，又评为“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②这首散曲前3句18个字综合了9种事物，勾画出秋天萧瑟凄凉的傍晚景象，烘托出一个远离家乡的旅行者来。马致远的写作技巧是极高明的，真达到了“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③的境界。另外，王国维对苏轼《水龙吟》咏杨花评价极高。这首词的起句是“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末尾几句是“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王国维评：“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④诗人苏轼，对杨花描绘成似花非花，全神凝注，笔借“风”“雨”，一气流转，把杨花当作容器，装进去主观的想象，显露出对人生的理念，格调更为高雅。这里“我”融入了景物之中了，与物景处在有意无意之间，因此，读咏此词，有一唱三叹，寻味无穷的感觉和效果。 王国维要求观照景物能体现某种景物内在的本性，即“神理”，达到“真景物”，“理念”的真；在体现人生的感情时能反映人的内在本性的真，达到真感情，创造出独特的艺术画面，诗人“忧生”、“忧世”的理想与感情自然渗透在作品之中。自然与理想，写境与造境，写实派与理想派，合而言之，都应当达到这种境界，便是美。

第二是“入”与“出”的关系。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①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② 诗人对于宇宙和人生，要观察、体会、了解、领悟，便要“入乎其内”，到生活中去。人人都能观察，但是，常人之眼与诗人之眼不相同，常人之眼有时看不到，看不透，或看到了说不出来，没有提炼的能力。诗人之眼则不同，他能静观，能观照，能突破自身狭隘的眼光，能出乎其外，站得更高，“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他能排斥私欲、功利等障碍，能将客体的本性体察、领悟出来，这就是诗人天才的“内美”，具有这种崇高的人格和素质，才能出，故能观。同时，待物化的艺术境界，即在审美主体（作家）蕴藏形成的第二自然、第二人生和第二之我需要用艺术形式、手法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在于审美主体驾驭艺术形式、艺术手法的能力，这种能力有高有低，这便决定作者在“出乎其外”时能否高致。因为作者心中的意象是观物、观情的辩证统一，达到最高的境界，有时稍纵即逝，是须臾之物，需用不朽的文字表达出来。所以作者既要超以象外，轻视外物，能以奴仆命风月，又要重视外物，情景相融为一体，能与花鸟共忧乐。王国维评论说：“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分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③这里所讲的格、情、气、韵是格调、性情、音韵、气象，四者能烘托出“境界”。因此，境界包括敏锐的观察能力，深邃的感情，能反映出鲜明生动的形象。王国维举周邦彦的《苏幕遮》咏荷的词，其中“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园，一一风荷举”。评说：“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①另外，他举冯延己的《南乡子》咏草的词，其中有“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他评说：“‘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摄春草之魂若也。”②这两幅图画，通过语言、色彩、线条充分表现了荷和青草的内在的本质力量，能得荷之神理，摄春草之魂，同时，也反映了诗人的心境，这便是善入善出的典型例句。

第三是“渐悟”与“顿悟”的关系。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③ 这是《人间词话》的一段名言，王国维用晏殊、柳永、辛弃疾三首词的断句，描绘了作词的艰苦历程。同时，他又引申到成大事业、大学问方面去。这三个境界是作为诗人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修养和锻炼的问题。审美主体（作者）对人和物的审美把握，形成待物化的意识客体，第二自然、第二人生以及第二之我，再将此用艺术形式表现为意识性的客体（作品），其间有一个渐悟到顿悟的过程。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西风凋碧树”，是一种烦躁的心情，诗人要观物，首先要摆脱现实的种种纷扰，破除一切我执，包括苦乐、毁誉、利害、得失，挣脱一切个人的私念，达到胸中洞然无物，才能达到观物之微。“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时，便入定，能去体会物之内在本质的美了。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对审美客体的审美把握，审美主体（作者）有一种择一的、固执的、终身无悔的精神，在探索着事物的美。这种美必须将事物个别的、外在的、偶然的东西跨越过去，得出普遍性的、内在的、必然的一种理念，用审美的把握塑造出美的意象，诗人在此境界的心情是平静、纯净、自然的，寻求一种自然的乐趣。一方面，这种寻求是艰辛的，使人憔悴和消瘦，同时，另一方面，这种寻求又是使作者的感情得到升华，达到完美的意境，虽然“衣带渐宽”，又是值得的，殉身无悔的。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里说的是顿悟。经过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苦苦寻求，作者能用最明快的语言，将事物玲珑剔透的表达出来，浑如天成。这时作者的心情达到了无欲、无念、无喜、无忧的境界，获得了智慧。“众里寻他千百度”，表达了“慧”的寻求的艰辛，“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表达了智慧的顿悟。诗人在艰苦的寻求中，豁然开朗，灵感顿生，妙语连珠，境显现得光辉耀人，情表达得沁人心脾，这是极不容易获得的一种境界。在第三种境界，诗人也从自己创作的诗作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达到了精神上的愉悦。 王国维最喜欢南唐后主李煜的词，誉为“神秀”①，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②李煜的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重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这些词都是千古绝唱。李煜表达的感情，具有一颗“赤子之心”，度越了个人身世的局限，抒发的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感情，他摆脱了个人意志、欲望、利害关系，“自由”地进入审美静观，能深窥人类和事物的内在本性，把自己强烈的主观的感情和这种客观的“静观”交织在一起，达到了人的感情和景物融合为一，他又能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比喻和形象的语言，把这种感情真实具体地描绘出来，完成抒情诗人的自我心理形象的塑造，因此，最能打动读者的心灵，引起共鸣。他的词最足以说明诗人确实经历了诗的三种境界，达到了最高的智慧顿悟境界。王国维评价说：“后主之词，可真所谓血书者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①。李煜确有其过人的哀乐，将自己的生命和词的创作融合在一起，词具有灵慧之气。

第四是“隔”与“不隔”的关系。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② 王国维强调诗词要自然、真实，真事物，真感情，形象鲜明、生动，是客体事物的写照，是人类的一面镜子，生动地再现自然与人生，反映了美的本质。作品问世，读者读时，心中有感受，便是对物化的意识性客体（作品）在头脑中重现艺术境界。这种重现又有读者自己的生活经验、艺术经验、时代精神渗透其中，而主要的取决于艺术作品境界的深浅、有无、大小，物化的程度高低等等。王国维的所谓“不隔”，就是能真实地表达感情、形象生动地描绘景物，不多用典故，“不使隶事之物”，“不用粉饰之字”，“忌用替代词”，排斥“游词”。他对姜夔（白石）的词评价不高，主要缺点便在于“隔”。造成隔的原因，一是姜白石词中用典太多，读者读时不易理解，再是词中“雅”的程度过高，“仙”的韵趣过重，而人情味相对地减弱了，读者不能直接感受到其境界，因此，王国维评论说：“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①王国维不喜欢吴文英的词，对吴评论很低，说吴的词缺点在于“隔”。又贬谪其词“肤浅”，“枯槁”，其人“才分有限”。词虽然五光十色，不乏美丽的辞藻，但是总是嫌“假”，没有真情实意。有人评吴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王国维也取吴文英词中一语加以评价，说：“映梦窗凌乱碧”②，其意相同。

综上所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虽然仍用传统诗话形式表现出来，比较简单扼要，但是，它有着许多精彩的见解，蕴有深厚的、丰富的美学理论作为基础。他的意境说，把中国传统诗话中的格调、神韵、气象、兴趣诸说，提到了西方美学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形成了中国评论诗词的美学原则和美学理论。他探讨了作者与自然，作者与作品，作品与读者在审美范畴的种种关系，要求格调要高，写出真景物、真感情，崇尚自然，要在“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③，这种理论纠正了晚清渐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弊病，比专讲婉柔或专讲豪放更要全面。虽然，他的美学理论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对人生有着悲观色彩，具体论断亦不一定都准确，但是，他的美学理论对封建主义儒家文学理论专讲“文以载道”的思想是一种突破。此前，梁启超、黄遵宪致力于“诗界革命”，偏重于内容带有政治色彩，而对于诗中美的境界的艺术塑造探讨很少。近代讲美学是从王国维开始的。而且，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也贯穿到评论小说、戏剧、美术等领域，具有普遍性。因此，他的美学思想、文艺批评是有历史贡献的，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王国维的诗词数量不多，诗有192首，词有115首。后来他便致力于历史学研究。他的词是颇有功力的，他自己也很自负，樊志厚评为“真能以意境胜”，“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①。举例来说： 昨夜梦中多少恨，细马香车，两两行相近。对面似怜人瘦损，众中不惜搴帷问。陌上轻雷听隐辚。梦里难从，觉后那堪讯。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蝶恋花》）②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独倚栏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蝶恋花》）③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朝欢宴胜平时。（《浣溪沙》）④ 樊志厚评论王国维的词说：“君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之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①王国维的词写景鲜明、逼真，言情深婉凄绝，音韵铿锵，情景交融，意境深远，富有哲理，能将哲理融化于情景之中，读时觉得耐人寻味，品格高致。细细品味，真有一种美的享受。 ①《静安文集续编》，第21页。 ②《静安文集》，光绪三十年铅印本，第1页。 ①《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 ①《自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 ①《曲录自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第370页。 ②《宋元戏曲考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页。 ③《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134页。 ④《戏曲考原》，《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201页。 ⑤《宋元戏曲考》，?/ca

参考资料：;topicid=902424

王国维的一生如何评价?

王国维之死，是一个世纪的谜语，但总觉得他是为“忧心”而死。他找到叔本华做他的精神引领，而从叔本华那里领会到的悲观主义恰好促成骤然赴死的决心。“人生问题，往复胸臆”，度量王国维的一生，寻觅于哲理，探求于史学，往复于“人生”。他在探索史学上做出现代少有人与之比肩的大贡献，问题在于，他的死是不是说明他往复于“人生”的途中，寻寻觅觅，终而冻馁于野，无得归所？

其实，王国维也不仅是为“忧心”而死，他的遗言就是明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他死的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世变”。如梁启超所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他也是为“文化”而死。凡是一种旧文化消逝，总有为此旧文化徇死的人。王国维属于这样的“前朝忠臣”。陈寅恪等人为王国维的骤逝，也由衷发出自己的感慨。如此复见王国维之死也并非忧一己之心。王国维死时也是很从容的，据颐和园园丁云，“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一个对自己的精神意义世界寻觅无着的人，会如此安详地从容他界吗？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 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 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 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回答者：天之翔云 - 秀才 二级 11-5 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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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他衣袋中有一封给家人的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

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遗书是前一天写下的。前一天清华研究所已放暑假，师生于工字厅开惜别会，王国维亦参加，与人作别如平时，因此他是从容赴死的。

其老友陈寅恪先生对其自沉有殊解：“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王国维为一代治学巨匠，其所遗《人间词话》被奉为文学批评之圭臬。

王国维为何自杀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消息甫传，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之时，更竞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70余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遂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王国维自沉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处于激荡变革之际。1924年，冯玉祥兵临北京，逊帝溥仪被逐出宫。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后，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此时，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往日宁静。

据当年的当事人回忆，其时王国维虽然日常言行无异常时，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而当时，他生活与精神上的依托者罗振玉已携眷东渡，梁启超养疴津门。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唯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从颇密。6月2日早晨，王国维忽然找到吴宓，说有事将外出，需借用5元钱。接钱后就出校门雇人力车急行而去。到了下午，家人找到吴宓处，说他没留片言出门至今未回。吴宓便着人四处寻觅，后从车夫处得知一长者去了颐和园，众人便到颐和园，也是遍寻不得。后来又从管理员处得知，有一长者曾在排云殿鱼藻轩字走廊徘徊多时。大家又寻踪找去，只见一地烟蒂，却不见人影。忽见稍远一点地方水中似有人影，有人就下水探寻，果然触到一人体，头没于湖底泥中，而后背衣衫还未完全浸透——正是已死多时的王国维。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郭汾阳（光明日报1999.3.15.）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

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

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

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

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参考资料：光明网

回答者：lmasdf - 见习魔法师 三级 11-5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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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早年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后来却又被其利用，激愤之下，不肯偷生！

1922年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性，思想极其郁闷，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个人恩怨，“国家”存亡，圣人亦难免于俗世，死因大概如是，请各位方家指教！

高岗简历背景自杀原因 高严就是高岗的儿子吗

高岗自杀式性格所致，这是他小儿子说的，具体问题不了解。

但是可以肯定一点，原云南省委书记高严，并非高岗儿子。

关于高姓的历史和现状——陕西高姓的来源

一、来源有四

1、出自姜姓。相传炎帝神农氏生于姜水，以姜为姓。炎帝17世孙伯夷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受封吕侯，子孙因此亦以吕为氏。吕侯伯夷第37代孙姜尚，即姜太公，又名吕尚、吕望，辅佐周文王、武王灭商立周，受封于齐国。齐国传至太公8世孙文公姜赤，文公次子受封于高邑，称公子高。依照周朝贵族礼仪，其孙傒取祖名为氏，为高傒。高傒在齐国为上卿时，迎立公子小白为君，就是齐桓公。高傒成为著名的渤海高氏的始祖。高傒7世孙高止在齐国遭到公孙灶、公孙趸排挤，出齐奔燕。高止9世孙高量为宋国司徒，高量10世孙高洪为东汉渤海郡守。渤海高氏由此发轫，繁衍不息，成为当今高姓族群中最庞大的一支。高洪的一支后裔高隐、高瞻叔侄创立了渔阳高氏、辽东高氏， 另一支后裔高悝创立了广陵高氏。渤海高氏的后人高伯祥又创立了京兆高氏。高氏五大望族有四支出自渤海高氏。因此，当今高氏子孙多数为渤海高氏后裔。

2、以王父字为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齐惠公的儿子叫公子祁，字子高，其后裔也为高氏，也为山东高氏。齐惠公元是齐桓公小白与姬妾少卫姬所生的儿子，当了10年齐国国君。齐惠公的儿子叫公子祁，字子高，其后代也以高为姓。

3、出自他族或他姓改姓赐姓,少数民族姓氏改人高姓。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实行改革，推行汉化政策。其中一项措施就是改北方胡人复姓为汉族单姓。这一时期，鲜卑族的是娄(楼)氏改姓高氏。据《魏书》所载，鲜卑族中有楼氏改高氏者，另有十六国时，后燕皇帝慕容云自称为高阳氏(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后裔，遂改姓高，称高云，其后裔有改复姓为单姓，称高氏，是为河北高氏。清朝光绪年间到民国初年，满族姓氏出现了大量改用汉姓的变化，有的以满姓字头音译为汉姓，高佳氏就改为高氏。

北齐重臣高隆之，本姓徐氏，他的父亲被姑婿高氏收养，因从其姓，叫高干，是北魏时的白水郡守。高隆之也从跟随其父姓改姓高。他在北齐时为朝中重要大臣。在他因故被杀死后，北齐皇帝高殷下令由他的兄子高子远承袭了阳夏王的爵位，高子远的后代就在今河南杞县一带发展起来，成为当地的望族。另外，唐朝宦官高力士，是冯盎的曾孙，本姓冯，后被高延福收养，所以改高氏。

当高氏建立北齐政权后，高姓就贵为北齐的国姓，于是北齐皇帝便赐他姓为高姓以示恩宠之举。元景安因在邙山之役中力战有功，被高欢赐爵西华县都乡男，高洋建立北齐政权后，550年(天保元年)赐他姓高。此外，元文遥在北齐时也先后得到高洋、高演皇帝的重用，因迎立高湛皇帝即位有功，566年(天统二年)，后主高纬下诏特赐他姓高。他们的后代就以高为姓。

据《通志·氏族略》所载，朝鲜半岛封建国家高丽有羽真氏后改高氏的，高句丽原为中国东北浑江流域的一个古老部族，汉朝时属玄菟郡管辖。公元前37年，其部落首领高朱蒙在纥升骨城 (今辽宁桓仁)定都称王，建立高句丽国。高氏在高句丽国的统治维持了600多年的时间。公元3年高句丽迁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427年又从国内城迁到平壤。由于高句丽的国王为高氏，所以在古代高句丽国的存在期间，高氏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其中有一部分高氏迁到了中国内地。如高云，其祖父高和是高句丽之支庶，自云高阳氏之苗裔，所以以高为氏。北周时期，曾被封王为巨野县侯的大将军高琳，其祖先就是高句丽人，五世祖高宗归附北魏，被拜为第一领民酋长。高琳因战功显赫，他的一个儿子被别封为许昌县公。高琳的后代就在山东巨野和河南许昌一带发展起来。唐朝大将高仙芝也是高句丽人，在他父亲舍鸡时在唐朝任军职，他也随父亲到安西，后成为唐朝的著名军事将领。其后代也就定居于北京市密云县一带。

4、以"高"字开头的两个字的复姓，后有改单姓"高"为氏。譬如：高车氏、高东氏、高堂氏、高阳氏、高陵氏等。

二、历史上高姓的分布和迁移

春秋战国时期，高氏主要活动在华北地区，其中一支在战国后期，楚国灭越后，经吴越之地，进入楚国，最终到达海南。秦汉时期高姓的足迹已经遍布于华北、陕甘宁以及中原地区。东汉末期是高姓的鼎盛时期，在渤海莜县地区形成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渤海高姓。西晋时，高姓主要向北和东北迁移。南北朝时，高姓因北齐的灭亡而被迫移民陕南和西蜀。隋唐时期，高姓主要的活动地仍在长江以北，但继续向四川和江浙地区迁移。五代宋元时期，高姓大批移民于江南各地，尤其是江浙地区。明末清初高姓进入了台湾。

宋朝时期(公元960-1279年)，高姓大约有89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15，排在第十五位。安徽为高姓的第一大省，约占全国高姓总人口的15．6，占安徽总人口的3．1。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安徽、河北、陕西、河南、四川五省，这五省高姓占高姓总人口的62；其次分布于山西、湖北、浙江，这三省的高姓又集中了20。全国以皖豫陕冀为中心，向东北、西北、东南呈放射形的高姓分布带。

明朝时期(公元1368-1644年)，高姓大约有93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为明朝第十九位姓氏。宋、元、明600年全国人口纯增长率是20，高姓人口基本没有增长，远远低于全国人口的增长速度。600年中高姓人口纯增加率为4，净增加了4万。山东为高姓第一大省，约占总高姓人口的18．8。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山东、江苏(12．5)、浙江(12．2)，这三省高姓大约占高姓总人口的44；其次分布于山西、江西、甘肃、河北，这四省的高姓又集中了29。宋、元、明期间，高姓的分布总格局变化较大，其人口主要由北方向东南和西北迁移，特别是向江浙赣地区移民。全国重新形成了山东、江浙赣、陕晋三个高姓人口聚集地区。

三、当代高姓的人口及分布

当代高姓的人口已达1 452万，为全国第十五位姓氏，大约占全国人口的1．21。从明朝至今近600年中高姓人口由93万激增到1 450余万，达15倍之多。明朝的平均人口接近9 300万，当代的人口按12亿计，人口增长了13倍。高姓人口的增加速度高于全国人口的增加速度，1 000年高姓人口增加率是呈"V"形态势。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山东、安徽、江苏三省，大约占高姓总人口的30；其次分布于湖北、河北、河南、四川、广东，这五省又集中了31。山东居住了高姓总人口的14．6，为高姓第一大省，占省总人口的2．3。全国形成了渤海湾、东部沿海地区高比率的高姓区域。在近600年间，高姓人口流动的程度和方向与宋、元、明期间有了很大的区别，尤其是流动方向由东部向华中、华北的回迁已经大于由北向南和东的迁移，同时，向西南和南方的移民已经成为重要的移动流。

四、历史上的高姓郡望

2、渔阳郡：战国燕将秦开击退东胡后置郡。以渔水之阳得名。高隐、高瞻之后。

3、广陵郡：汉时置。此支高氏，为吴丹阳太守高瑞曾孙高悝之后。

4、河南郡：汉时改秦三川郡置郡。此支高氏，为鲜卑族高氏之后开基。

5、辽东郡：战国燕将秦开击退东胡所建郡。高瞻之后。

五、姜姓高氏（渤海高氏）世代谱系表（上源西周齐太公姜尚，下迄南宋高世则家族，本表据史记、新唐书、氏族志等史书和各地高氏名谱修成，没有确凿根据请不要擅自修改）

姜姓高氏世代谱系（含公子高、公子祁两支高氏）

01世齐太公（姜尚，字子牙）

02世齐丁公（姜彶）

03世齐乙公（姜得）

04世齐癸公（姜慈母）

05世齐哀公（姜不辰）、胡公（姜静）、献公（姜山）

06世齐武公（姜寿，献公子）

07世齐厉公（姜无忌）

08世齐文公（姜赤）

09世 齐成公（姜说）、公子高（文公次子）

10世 齐庄公（姜购）、公孙癸受（高子）

11世 齐厘公（姜禄甫）、高傒（癸受子，字祖望，谥敬仲）

12世 齐襄公（姜诸儿）、齐桓公（姜小白）、高庄子（虎）

13世 齐惠公（姜元，桓公子）、高倾子（顷）、高酀

14世 公子祁（惠公子，字子高）、高宣子（顷子，名固）、高式（酀子）

15世 姜虿（字子尾）、高厚（固子）、高偃（式子）

16世 高强（姜虿子，字子良，后世不详）、高子丽（厚子）、高张（偃子）

17世 高止（子丽子，字子容，出齐奔燕）、高良夫（张子）

18世 高竖（止子）、高柴（良夫子，厚余堂始祖）

19世 高鱼（竖子）

20世 高彄臧

21世 高石

22世 高般

23世 高赫、高赭

24世 高宽（赫子）、高穹（赭子）

25世 高峻、高量（宽子）、高严（穹子）

26世 高奉名（峻子）

27世 高鼎

28世 高邑

29世 高成

30世 高则

31世 高不疑、高不识

32世 高兴（不疑子）

33世 高然

34世 高晖

35世 高洪（东汉渤海太守，渤海高氏始祖）

36世 高茂

37世 高瑞

38世 高褒（字宣仁）

39世 高韦

40世 高承（韦子，字文休）、高悝（瑞曾孙，广陵高氏始祖）

41世 高延（承子，字庆寿）

42世 高纳（字孝才）

43世 高达（字式远）

44世 高约、高乂、高隐、高汉

45世 高瞻（约子，渔阳、辽东高氏始祖）、高庆（隐子）

46世 高展、高敬、高泰（庆子）

47世 高谠、高颐（展子）、高韬、高湖、高恒（泰子）

48世 高佑（谠子）、高允（韬子，北魏宰相）、高真、各拔、谧、稚（湖子）

49世 高振（佑子）、高树、高翻（谧之子）

50世 高表（振子）、高欢（东魏宰相）、高琛（树子）、高岳（翻子）

51世 高衡（表子）、高澄、高洋（欢子，北齐文宣帝）、高劢（岳子）

52世 高冯（字季辅，唐朝宰相）、高士宁、高士廉（劢子，唐初名相）

53世 高履行、质行、真行、纯行、审行、慎行（士廉子）

54世 高璇、高瑾（履行子）

55世 高绍、高术（璇子）、高丕、高迁（瑾子）

56世 高卿、高崇文（唐威武王、渤海郡王）、高子羽（迁子）

57世 高质（卿子）、高暄（子羽子）

58世 高伯祥（质子，京兆高氏始祖）、高岳（暄子）

59世 高郢（伯祥子，唐朝宰相）、高登（岳子）

60世 高定、高文举（郢子）、高仲武（登子）

61世 高顺励（文举子）、高冕（仲武子）

62世 高思继、高思祥（顺励子）、高霸（冕子）

63世 高行周（思继子）、高行圭（思祥子）、高乾（霸子）

64世 高怀德（行周子，北宋武将）、高文玉（行圭子）、高琼（北宋烈武王）

65世 高处恭、高处俊（怀德子）、高继勋、高继忠、高继伦（高琼子）

66世 高永能（文玉孙，北宋武将，陕西老高始祖）、高遵裕、高遵甫（琼孙）

67世 高世亮（永能子）、高士林、高士宏、高耀祖（继伦孙，闽粤高氏始祖）

68世 高昌裔（世亮子）、高公绘、公纪、公泰（琼玄孙，江浙诸支始祖）

69世 高世则（公纪子）、高世英、高世杰

70世 高百之、高千之（世则子）

六、古代历史名人

1、高渐离：战国末年时燕人，擅长击筑，燕太子丹派荆轲谋刺秦王政（即秦始皇），到易水送行，他击筑，荆轲和歌。后因在筑内暗藏铅块扑击秦始皇，不中被杀。

2、高长恭：又名高孝瓘，他勇武善战，常常大败敌军。武义高强的将领,是北齐大将，东魏大权臣北齐奠基人白手起家大英雄风流大丞相高欢之孙。是北齐世宗文襄帝的第四子，封为兰陵王。据《北齐书》讲，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应是有英雄气概之美男，是中国古代四大俊男(嵇康、周瑜、高长恭、杨华)之一。

3、高 适：唐朝诗人，与岑参齐名，并称为"高岑"。其"边塞诗"以描写边塞风光、士兵生活、人民疾苦为内容。代表作有《燕歌行》。

4、高汝砺：金右丞相，封寿国公。今山西省应县人。曾对纸钞的推行和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对金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为人正直。

5、高克恭（1248—1310）：元代画家，字彦敬，号房山，其先回鹘（维吾尔族），籍贯大同（今属山西），居于燕京（今北京市），晚年寓钱塘（今浙江杭州）。官至刑部尚书。 善书画， 《云横秀岭》、《墨竹石坡》为其代表作。与赵孟頫齐名，时人有"南有赵魏北有高"之称。

6、高攀龙：曾与顾宪成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时称"高顾"，为东林党首领之一。

7、高 武：在我国传统医学上，久享声誉，针灸之术即他所传。

8、高则诚：著名戏曲家，所著《琵琶记》，对后世戏曲的发展影响深远。

9、高 鹗：清朝文学家，汉军镶黄旗人，以续《红楼梦》后40回流世界传名。

10、高 翔：清代画家，为"扬州八怪"之一。擅长山水，画梅风格疏秀，兼能画像。

11、高 启：（1336-1374） 明苏州府长洲人，字季迪，号槎轩。张士诚据吴时，隐居吴淞江青丘，自号青丘子。博览群书，工诗，尤精于史，与杨基张羽、徐贲并称吴中四杰。其诗之才力声调，过三人远甚，为元明间一大家。又与王行等号“北郭十友”。后张士诚获罪被诛。启曾为之作《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被疑为歌颂张士诚，连坐腰斩。有《高太史大全集》、《凫藻集》等。

12、高友玑(1461—1546)，字肃政，号南屏道人，温州市乐清北白象镇人，事母至孝，明工部尚书、刑部尚书，追赠太子少保。在进入中央当部长级京官前，高友玑历任过许多地方长官。任江西九江知府时，治绩为当时十三府之最。任河南汲县知府时，裁减官供，罢停黄河劳役，放宽盐禁，为百姓做了一系列实事。任大同巡抚时，不畏强梁，弹劾嚣张行凶的皇亲国戚。

13、高其佩(1672-1734)：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的指画创始人，官至刑部侍郎，与高鹗为同宗本家，高氏父子都是清代名臣。其父高天爵、其伯高承爵、高荫爵皆在清朝为官，其长兄高其位为两江总督、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加太子少傅，其堂兄高其倬为康熙进士、浙闽总督。高氏原隶汉军镶白旗，后因长兄高其位有军功，改为镶黄旗。高其佩以名门望族而身历宦海，历知州、员外郎、署运使、刑部侍郎。虽为高官，但却以工指画以名显。高其佩一生画作甚丰，精妙独到。凡花木、鸟兽、鱼龙，人物靡不精妙。作品达五、六万幅之多，代表作品有《怒容钟馗图》、《水墨杂画册》等传世，其作画大都题款以"铁岭高其佩指画"或"铁岭高其佩指头生活"，等字，时人尊称为高铁岭。高氏8岁始学画，遇稿则摹，以指蘸墨，仿其大略，尽得其神，信手拈来，皆成妙谛。所绘人物生动、形象，堪称开宗立派的大家。现铁岭银冈书院存有其《猫蝶牡丹图》和《风竹图》。著有《且园诗钞》。高其佩的指画，在当时影响很大，“扬州八怪”受高其佩直接影响，李鱓曾从其学习。“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在题高凤翰画跋中，认为恽寿平、王翚诸皆不能破古人牢笼，“独高且园（其佩）轩然特出，冠绝一时，后堂（李鱓），西（高凤翰）一头一尾-----”高其佩自称指头画得于梦授，曾刻一印“画从梦授，梦自心成”。

七、近现代高姓名人（请将您知道的人填写上）

1、高君宇：(1896--1925)山西静乐县静游镇峰岭底村(今属娄烦县)人。名尚德，字锡三，号君宇。1896年生于山西省静乐县（今属娄烦县）。1912年考入山西省第一中学，因才华出众，以“十八学士登瀛州”而享誉省城。少年高君宇对社会政治问题非常关心，订购了《晨报》、《申报》、《康梁文钞》等进步书刊研读。1915年，他参加了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捐款翻印“二十一条”全文广为散发，组织游行和街头演讲，声援蔡锷等人护国反袁斗争。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在当时进步思想的发源地北京，高君宇受到激进的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影响，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1918年5月，他参加了反对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活动，成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第一次公开的游行请愿活动。1919年5月4日学生爱国游行时，高君宇是组织和参加的骨干之一，和许德珩等十几个学生冲进赵家楼，痛打签订卖国条约的官员章宗祥，演出了“五四”运动壮丽的一幕。随后，他代表北大学生参加了学联的领导工作。1920年3月与邓中夏等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届书记。中共二大中央委员，编辑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1924年7月到广州，任孙中山秘书，翌年随孙中山北上。1925年3月5日在北京病逝。当时的年轻人最容易接受新思想，建立共产党和建立革命的青年团组织几乎是同步进行的。高君宇不仅是党的创始人，同时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共青团前身）的创始人之一。

2、高旭：（1877-1925）字天梅，号剑公，别字慧云、钝剑，江苏金山人。早年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创办《觉民》杂志。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参加同盟会，任江苏分会会长，并创为《醒狮》杂志。1906年回国，在上海创为健行公学及钦明女学，倡言革命，提倡女权及女子教育。1909年与柳亚子，陈去病共同发起南社。辛亥革命后，曾任金山军政分府司法长、众议院议员身等职，坚持反袁立场。他把诗歌作为鼓吹革命、唤起民众的武器，称其诗为“觉世书”。有《天梅遗集》。

3、高剑父：(1879～1951)字剑父，以字行，广东番禺人。现代著名画家，岭南画派领袖。 与胞弟高奇峰, 陈树人合称“二高一陈”，被称“岭南画派”，1906年留学日本，1908年回国后主持广东同盟会，并在广州起义中任联军总司令。辛亥革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创办了春睡画院、南中美术院。曾任广东省立工业学校、广州市立艺专、南中美术院校长，中山大学、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广东美术会会长。1949年移居澳门。

4、高士其：（1905-1988） 福建闽侯（今福州）人。科学家、科普作家。1925年留学美国，先后入威斯康辛及芝加哥大学，攻读化学和细菌学，1928年在芝大细菌实验室作研究时，不幸受病毒感染，致使终身残疾。1930年回国，任南京中央医院检验科主任，翌年辞职。1932年曾与陶行知等创设獐科学通讯学校，后任国立编译馆特约编审。1939年参加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华全国科普协会委员，中央文化部科普顾问，中国作协理事，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等职。著有《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生命的起源》、《细菌世界探险记》、《五年计划的科学故事》、《高士其科学小品集》等。

5、高 岗：前国家副主席。

6、高 琨：香港人，著名物理学家，后移居美国。

7、高行健：原四川大学教授，著名文学家、剧作家，后移居法国，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8、高建成：军人，1998年长江爆发特大洪水，奋不顾身抗洪抢险而牺牲，被授予“抗洪英雄”称号。

高严的介绍

高严，男，吉林榆树人。原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吉林省省长、中共云南省委书记；1997年8月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党组书记；1998年4月任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高严于2002年9月，潜逃至澳大利亚。事后，仅被查出转移、藏匿的港币、美元等就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2003年11月26日，高严因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12014年10月20日，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同意将在几周之内展开没收贪污官员财产的首次行动。高严将是此次行动的一个关键目标。从高严出逃到锁定目标，已有12年。1来自澳洲警方一消息称，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亚洲部主管布鲁斯·希尔警官提到的优先追缴名单，是中国公安部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从一份少于100人的名单中筛选出来的。